深切怀念江华老院长。。。。

　　怀念江华老院长时，我时常想起两件往事：一件是复查纠正冤假错案，我当时刚分配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工作，在复查工作中使我亲眼目睹了由于缺乏法制、不依法办事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另一件事是1980年11月中旬我随领导和同志们出差到江西省婺源县检查案件，住在县委招待所，在此期间常和大家挤在一个会议室收看江华同志为庭长的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电视节目，当时县委招待所只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
　　1997年年底我被任命为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在了解、学习光荣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史时，得知江华老院长还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坐落在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主体横跨“六县一山”，即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茶陵、酃县，以及井冈山（根据地鼎盛时期曾扩展到江西吉安县、安福县等各一小部）。江西的万安、泰和与湖南的桂东、资兴等县的边地属于根据地的外围屏障。江华同志1928年担任属于根据地主体范围之一的茶陵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同年11月，他调入红军工作，先后任红四军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是红军初创时期在***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

　　江华同志生前有个愿望：自己是在井冈山茅坪八角楼第一次见到一生热爱、崇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希望自己辞世后能葬于井冈山。2001年2月22日，根据江华同志遗愿，其亲属把江华同志的骨灰安葬在井冈山茅坪红军烈士墓。我作为吉安这块红土地上的法官代表，随同最高法院姜兴长副院长、江西高院李修源院长和湖南高院的领导以及江西、浙江两地的党政领导与群众等400余人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江华同志对井冈山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结。建国后，他曾三上井冈山。

　　1977年9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同志重上井冈山。他踏着金秋的和风，徜徉在黄洋界、茨坪、大井、小井、茅坪等地，追忆着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在前往小井红军烈士墓的路上，他对陪同的讲解人员说：“不要忘记过去，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1987年5月，江华又一次踏上了井冈山这块土地，深切地回忆起59年前的这个时候来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景。他为井冈山题写了“革命摇篮”四个大字，并满怀豪情赋诗一首：

黑云压城天欲倾，巍巍井冈聚义兵。

工农割据燃星火，人民革命扭乾坤。

铁锤奋起山河动，镰刀挥舞日月新。

弹指花甲匆匆过，今日神州处处春。

　　1996年夏天，90高龄的江华同志再次来到井冈山。他一边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仔细参观，一边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当年亲身参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情形。

　　　　　　　　　　　　　　　　　　　　　　　　　　　　　一

　　江华，原名虞上聪，1907年8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一个贫苦的瑶族农民家庭。父亲虞有葵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母亲唐氏勤俭持家（父母分别于1944年和1936年去世）。江华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全家靠耕种自家的几亩薄田和租种别家的5亩田以及做豆腐、烧酒卖，艰难地维持生活。几个哥哥都因家庭困难先后缀学。江华8岁时开始参与家中劳作，放牛打柴，10岁时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终于实现了上学的愿望，一年多后从村私塾转入大石桥观音堂小学。江华深知家庭贫穷入学求读之难，所以读书很用功，常得到校长夸奖。一次，砾口村一姓唐的大地主听到后，讥讽说：“书念得再好，他们家也是没有墨盘底的（意为不是书香世家，不会有出息）。”此话对江华刺激很大，他更加发奋用功。1920年夏天他考入县立初级国民小学。此时，主要劳力的四哥已经病故，家中生活更加贫困，全靠父母兄嫂节衣缩食维持着江华读书。而江华每回家带一次米、菜，都得走70里山路。1922年夏天他以优异成绩初小毕业，并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学校规定，每学期考试的前3名都可作为公费生，免交学费和伙食费。3年高小期间，江华除一学期因病缺课外，一直到毕业都享受公费生待遇，并且还被选为班学生会议长，课外活动和接触社会也多了。

　　此时正处于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前夜，湖南是全国最早成立***组织的地区之一，学生、工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革命的浪潮也涌进了这个山区小县。县立高小是该县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推行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该校教员和学生中有不少是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有识之士，尤其受党派遣在该校担任教导主任的***员韦汉[① 韦汉，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杭州被***杀害。]①的新知识、新思想为江华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对江华的影响最大。

　　1922年江华所亲身经历的一次匪患，是社会给其上的第一堂重要政治课。该县地处湘粤桂三省交界，历来为土匪出没之地，进入民国后，土匪更多了，广西的土匪部队多次窜入江华县一带。土匪到哪里都是抢粮要款，烧杀掳掠。鹧鸪塘村处在广西通往江华县城的路边，匪患更甚。一天江华刚从学校回到家里，村子就被土匪包围了。三哥连夜带他跑出来，在山上找到了先跑出来的父亲，后来又跑到十几里外的一个亲戚家里躲了几天。村里派代表与土匪谈判，但因村里拿不出土匪所索要的大笔款子，全村的牛被土匪拉走了。第二年春耕时，全村都是人拉犁耙耕田。那时，地方上有一个排的武装，任务为防匪守土保民，但是，这些武装实际上成了团总、老财的“家丁”。他们不仅不打土匪，而且出入集市，强敛硬征，盘剥欺压百姓。一次江华的父亲和三哥在集市上卖豆腐，父亲就被团丁抓去打了一顿。团丁与土匪一个样。这些情景，在江华的心中一直抹不掉。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群众运动迅速扩展。湖南还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县立高小的学生也参加了这次反帝爱国运动。在该县雪耻会的组织下，江华等3人一组，带着留声机下乡宣传。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先开留声机，农民不知这是什么东西，都围起来观看，等人聚多了，他们就开始演讲，讲述“五卅”惨案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号召群众抵制日、英仇货，受到了农民的热情欢迎和招待。这次宣传，江华走了不少地方，增长了知识，锻炼了生活能力。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的实践，对其政治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其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正是从这一次起，他所想的已经不只是为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富裕和荣耀，而是想着广阔的社会、国家：外强侵略，军阀割据，政府***，苛捐杂税，经济破坏，民不聊生，国不兴，何以为家？又何谈个人前景？何是救国之道？何以尽匹夫之责？那时，他就象一叶小舟，正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去奋斗、搏击，去探索和实践人生、社会、国家的改革之路。

　　1925年夏天，江华高小毕业回到家乡。在乡里虽然很被邻里亲友敬重，但他仍在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一天，几个血气方刚的同学聚在一起，尤其刚从“五卅”宣传中归来不久，为改造社会、报效国家，大家踌躇满志，热血沸腾，纷纷谈起了各自的抱负。江华也亮出了报考省立第三师范的想法：中国社会落后，民生凋敝，被帝国主义欺凌宰割，主要因为教育文化落后，老百姓大多是文盲半文盲，蒙昧无知，要想民富国强，必须从发展教育入手。

　　三师入学考试极其严格。考生必须先在本县参加两次考试，被录取的前8人保送报考三师。江华以优异成绩从本县80多名考生中争得了报考三师的资格。由此全家异常高兴，父母兄嫂都盼望着江华将来能够“学而优则仕”，改变家里的贫困境况。通过全家努力和同学的帮助，江华勉强凑到了路费，在家人的依依不舍中，在父母慈爱、牵挂的泪眼中，凭着双脚步行，远走300里外的衡阳。经过学校两次复试，江华如愿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未料学校规定新生入学要缴纳10元押金并童子军制服费，否则不能报到入学，江华又一次陷入了困境。他眼睁睁看着新生们陆续报到上课，而自己只能焦虑地天天在校外徘徊。幸得许多同乡同学同情帮助，他在一位同县同学处借得30元才得以在一个月后缴费入学。10月间，大哥虞上念来衡阳送钱及衣物，并嘱咐快把入学时借同学的钱还掉。江华明知家里拿不出这笔钱，但再三追问，大哥就是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这年寒假回家，他异常兴奋地与家人相见，但就是不见二哥二嫂。最后还是母亲边哭边告诉他：二哥病了好久，没钱医治，已于农历七月二十四日病死，二嫂也改嫁了。说到二嫂，母亲更加悲痛不已，一再说，二嫂是不愿改嫁的，大哥一再劝二嫂，弟弟上学借了钱，人家不断来逼债，拿什么还人家？不改嫁不行呵！二嫂才无可奈何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哭着离开了家[① 事隔近60年，每每想起二嫂改嫁的事，江华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过和内疚。1982年，他去广西时，听说二嫂还健在，在钟山县城见了一面，她由孙子、孙女陪着。当时看到二嫂身体很强健，有精神，很幸福，他心里十分高兴。二嫂当年带走的儿子，1949年由解放军复员到杭州一机械厂工作。]①。大哥到衡阳送的钱，就是二嫂改嫁时夫家送的彩礼。江华听后，如雷轰顶，呆若木鸡，悲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几个嫂嫂都是童养媳，他（她）们自小生活在一起，情同手足。二嫂为了他读书，竟被迫改嫁，并且骨肉分离。此事对江华刺激极深，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亿万农民家庭的艰难困苦、穷孩子求学难关重重。

　　　　　　　　　　　　　　　　　　　　　　　　　　　　　　　　　　二

　　三师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三师在光绪年间成立时，教员中即有不少革新人士，学生较早就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五四”运动后，师生中的进步力量更不断增长。1921年，三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来衡阳选定三师为湖南建立***的据点，并亲自发展三师学生入党。次年10月，中共湖南三师支部正式成立。在1924年湘南特委建立之前，衡阳地区党的组织领导工作即由三师支部负责。该校学生组织中有各种进步团体，党团组织可以在校内活动。在社会上，三师的学生也是革命活动的先导和生力军。

　　江华自1925年秋进入三师始，即受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培养与教育，接受新知识、新思想，10月份加入了青年团，12月作为三师学生代表参加了在长沙秘密召开的全省临时学生代表会议。1926年春季开学后，他参加学生会工作，担任读书股（前身为恽代英同志帮助建立的“新书贩卖部”）股长，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报杂志，自己也读到了《***宣言》、《唯物史观》等很多进步书刊。4月他组织并与同学们一起通过罢课驱逐了反动校长、教务主任和音乐教员。5月份，湖南军阀赵恒惕派宾步程来衡阳阻止唐生智参加北伐。江华作为学校代表之一联合女三师等他校学生到唐生智公署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揭穿宾步程的阴谋，第二天设法抓住宾步程，将宾痛打、示众、赶出衡阳，迫使唐生智于6月2日宣布参加北伐革命。三师的生活，使江华对人生、国家有了更多的思考，原来“读书救国”的理想动摇了，他开始认识到，要改变国家这种种落后面貌，必须发动工农革命，彻底砸烂旧的社会制度。

　　1926年11～12月间，经团特委介绍，江华加入了中国***，并被派到衡阳总工会做青年工人工作。从此，江华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开始了他在实践中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工会工作期间，他经常到杂货店、布店、药店等店员和人力车夫中活动，检查组织情况，发展党员等。1927年春，他兼任湖南汽车路总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当时他每月工资30元，除了留15元作为自己生活费外，其余全部交了党费。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衡阳城乡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陷入混乱，同志们四散出走转移。江华也与总工会失去了联系。不久，党组织分配江华担任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他将自己的名字虞上聪改为黄琳。10月份他被组织调往安源进行恢复党和革命组织工作并组织了罢工和暴动。

1928年初，湘东特委决定成立萍乡县委，调江华任萍乡县委秘书。江华还未正式开始工作，又被调任茶陵县委书记。4月底5月初，他经莲花到宁冈茅坪，上井冈山向湘赣特委报到。

　　江华到达茅坪时，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边界成立了湘赣特委，***任特委书记，陈毅任军委书记，并成立了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政府主席。

　　在茅坪，江华第一次见到了***同志。过去在三师读书时，江华就听说***同志是湖南久负盛名的党组织领导人，并在三师从事过革命活动，但那时总无机会相见，所以这次见面，江华很兴奋。***同志知道江华是从安源来的，特意找江华来询问安源、萍乡的情况。江华汇报了当地农民暴动和安源恢复党与革命组织的一些事情。他讲到湘东醴陵、攸县、萍乡等地农村游击斗争形势很紧张，醴陵南区农民集体围攻湘江东岸渌口镇的几次战斗都失败了；醴陵南四区农民暴动后，生产、生活都“集体化”了，实行“共同耕种，共同消费”政策，打破私有制度，没收一切田地，猪、牛、犁具、肥料一概公用，并统一规定了休息时间，吃饭打梆子，全村集中一起吃“大锅饭”，不做工的不得吃饭；分配土地，群众不敢要，把地契烧了，有的群众还是不敢要，许多地方于是把田埂铲平了，认为这样就分不清土地原是谁的，群众就会要了，谁知，地搞得高低不平，而且后来地主反攻倒算，反而霸占了更多的土地。他还说，来宁冈的路上，看到宁冈、永新、莲花一带的情况就不一样，好得多了。当时，江华谈及这些情况时，并不完全认为湘东那些做法是错误的，只是对乱烧乱杀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不得人心。这次谈话给江华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在60多年后的1990年，他回忆这次谈话时这样写道：“今天想起来，可见那时我是如何幼稚无知，没有经验，理论政治水平之低。在整个谈话中，***同志总是面带笑容，很认真地听我讲，使我无任何拘束之感。***同志的谦虚、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话后，***同志对江华说：“你先到部队去看看，再到县委去吧。”于是江华就到红军的几个团转了几天。在部队里，他见到了不少衡阳三师的同学，还见到了彭儒、曾志、吴仲廉等几位衡阳女三师的同志。这些同学、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直没有音讯，一年多未见面，所以这次的井冈山相见，显得格外亲切、高兴。在茅坪住了几天后，江华就被茶陵县委派来的人接回去了。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有两个军事根据地：一是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交界的井冈山，一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井冈山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山势险峻，互为犄角，拱卫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茶陵属九陇山区。江华到那里后成立了县委。因县委无一定的住地，所以身为县委书记的江华都是同游击大队一起活动。由于茶陵白色势力大，他常住在宁冈境内一个叫浆山的村子里，多在九陇山区的宁冈高陇到永新小江边一带活动。

　　6月中旬，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联合“会剿”。敌军分两路从永新县城向新老七溪岭进攻。23日，红四军主力从清晨到下午四点连续打垮了敌人向新老七溪岭的几次集团冲锋后，从山上冲杀下来，直抄龙源口村，向敌人发起全面反攻。双方激战相持不下时，预先埋伏在龙源口村旁的江华所率的游击大队及其他地方武装也在山上摇旗呐喊，从四面八方包围敌人，敌军遭受两面夹击，全线崩溃。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会剿”的重大胜利，也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反“会剿”胜利后，为巩固根据地，由***同志主持，在永新禾川中学（现任弼时中学）召开红军连以上干部大会，决定分兵前往边界各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江华率茶陵游击队协助宁冈古城地区插牌分田。他们在各村写标语，并宣讲为何要打倒土豪劣绅和分田分地的道理；对各村进行土地、人口、工商业等各种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群众觉悟提高了，村中情况有底了，他们即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劣绅，分粮分财物，插牌子分田地（牌子上写明分到田地的人名和亩数，牌子一插，农民心里就踏实了），并且当众把地主的田契和贫苦农民欠下的债据投入火中烧掉，农民群众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使江华震撼并深切感受到：党内要有民主，不能搞家长制。有一次，***同志召集会议，总结交流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江华和其他县的县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曾要求各县委书记除口头汇报外还要写出书面报告。会上，遂川县委书记毛泽覃没有交出书面报告，***问他为什么不交？毛泽覃回答说没有时间写。两人于是相互说了几句。毛泽覃年少气盛，吵了起来。***发火了，斥责说：“父不在，长兄为父，我有责任教训你！”毛泽覃很不服气地回顶一句：“党章上没这一条！”***也感到这句话说得不合适，不再说话了。事后，***向毛泽覃承认了错误，并且多次同别人讲起此事以启发教育他人。

湘赣敌军不甘心第一次“会剿”失败，调兵遣将，以图再剿。而此时湖南省委错误估计形势，派杜修经、杨克敏①带信前来指示红四军向湘南进军。在这直接关系到红军和根据地存亡的关键时刻，6月30日晚，***在永新县城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等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意见。会上，***同志论述了当时的形势和向湖南发展的危险性，指出省委的指示是错误的。江华与绝大多数与会者一样支持***的主张，认为红军前往湘南非常危险。而江华对湘南的情况更有切身体会，他希望并极力主张坚持、巩固、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7月，湘、赣敌军分别从酃县、吉安即南、北两头向宁冈、永新进犯。本来，按原定计划，朱德率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下酃县后乘胜攻茶陵，再回师永新，与三十一团协力打退赣敌。这样敌人的第二次“会剿”不但可粉碎，而且根据地可乘机扩大。但是攻克酃县后，杜修经利用二十九团官兵的乡土观念，煽动诱惑部队向湘南进发，朱德力阻不住。***听到消息后，非常着急，即通知江华赶到永新。***向江华介绍了紧迫的形势，让他送信给朱德、陈毅同志，要他们按原计划攻打茶陵，还说，这件事，只有让他去，因为他是茶陵县委书记，名正言顺，可以当向导，带着部队攻打茶陵，或者佯攻茶陵，转回永新来。***再三叮嘱江华，湘南是去不得的，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7月17日，江华拿着***的信，带着县游击大队从永新出发。一天一夜，他们脚不停歇地从江西永新经宁冈到湖南酃县，越两省三县，跑了130多里。18日晚，江华赶到县城的一座大庙里见到了朱德、陈毅。他们正在开干部会，殿堂里悬挂着马灯，烟雾腾腾。江华把***的信交给了朱德他们，并口头传达了***同志的话。之后，朱德让江华去休息。他们接着开会，讨论***同志的信。

第二天，江华率游击大队随部队出发往回走，当走到湘赣交界的沔渡时，二十九团官兵硬是不过河，而且全撂了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逼迫红军大队回头向湘南进军。经再三动员，二十九团官兵就是不听。在此情况下，为保护二十九团的安全，朱德、陈毅只得率二十八团跟着南下。江华见此情形，就向陈毅同志讲，你们要南去，要报告毛党代表。于是，江华即率茶陵游击大队过河回宁冈砻市。

二十九团到湘南后自由行动，在郴州冒然出击，被强敌击溃。朱德所率的红二十八团被迫转战桂东。永新的红三十一团与敌周旋，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只好退出战斗。这样边界各县城及平原皆被敌人占领，工农只掌握山区。根据地被杀之人、被烧之屋不计其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二，人口减少了十之八九。前时永新、宁冈农民分得的田地，还没有给农民带来一点实惠，又被地主夺回去了。结果是农民分田，地主割禾。这次反“会剿”失败即史称“八月失败”。

江华从酃县回来不久即病倒了，打摆子，发高烧。其时正值敌人攻打黄洋界，江华离开了游击大队，打埋伏住在永新西区山上一农户家的草棚里。房东老太太对江华很热情。一天，她给江华煮了一只鸭子补身体，而江华确实病得厉害，胃口不好，吃了几口鸭子便接连反胃，吐了一天。自此以后，江华见到以鸭子做成的菜就不想吃。

9月朱德率二十八团由湘南归来，进驻宁冈砻市。他知道茶陵县委在宁冈浆山有一小块游击区，江华就住在那里。有一次开会，朱德见江华未到，就问起来。有人告知江华病了，正住在群众家里打埋伏。朱德即嘱咐县委的同志快派担架将江华接上山。由此，江华被县委的同志用担架抬上了井冈山，住进了大井的红光医院每天吃中药。

红光医院（又名中国红军第四军后方总医院、红军医院）是1928年1月在原大井村医务所和从茅坪迁至井冈山的临时医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院部设在中井村大树窝，下设四个管理所，第一、二所设在大井村，第三所设在中井村，第四所设在小井村。伤病员分散住在群众家里。医院筹建时号召队伍和地方自愿捐献。当时杨得志、谭政等捐献过一块银洋，江华捐献过一根银牙签①。1929年1月29日井冈山失守，小井红军医院100多名重伤病员因来不及转移，遭反动派杀害。

1928年10月底，***来大井红光医院看望了江华。看到江华病已好多了，***很高兴，嘱咐江华好好休养，并关切地说，你出院后，就不要回县委了，到前委工作吧。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调养，江华病愈离开红光医院直接到了茨坪，任前委秘书，跟在***同志身边工作。从此，江华成为了***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

江华到前委工作不久，彭德怀率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五个大队五六百人上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由此，蒋介石坐卧不安。1929年1月以何键为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25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恰在这时，吉安特委将中共“六大”的文件送到了井冈山。江华和宋任穷等同志一起，把密写的文件边显影边抄写下来。1月4日，***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了前委、军委、边界特委和县委联席会议，传达“六大”决议和商讨反“会剿”策略。会议决定采用“围魏救赵”办法（彭德怀率红五军和王佐所部守卫井冈山，红四军主力下山在外线攻击敌人），以解井冈山之危。

1月14日，江华随红四军主力由茨坪出发，离开井冈山，向敌后出击。他深信，这次下山只是暂时的，是保卫井冈山、进行第三次反“会剿”的战斗需要，因为他不只一次听***讲过：井冈山周围八百里，比南京都好，好得很，井冈山周围十个镇，有山有水，腾云驾雾，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我们大，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就占山为王（意为坚持根据地斗争）。

但是红四军主力一下山，赣敌刘士毅、李文彬部即尾追而来，1月21日在大余与红四军激战，红四军被迫放弃“围魏救赵”计划而向赣南、闽西进军。不久井冈山也被敌人攻占了。

江华从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离开虽然不足九个月，但这一段时间内的革命活动对其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他后来回忆的：在到井冈山之前，自己“无政治水平，无工作经验，懵懵懂懂，只有在经过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我才体会到‘左倾’盲动行为导致革命损失的危害性。”也正是在井冈山红军前委秘书处，他与后来成为他爱妻的女红军吴仲廉一起并肩工作。

吴仲廉，1908年出生在湖南宜章县城一个贫穷家庭，父母开了一家鱼店，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除了苛捐杂税，还常受官僚、兵痞的敲诈勒索，小本生意也很难维持。于是父母下决心送女儿读师范，以求将来生活安稳。吴仲廉在女三师读书的时候，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际，由此，她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她与江华一起在衡阳搞学生运动，彼此都认识。她1927年加入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她和三师、女三师的十几名学生党员秘密组建特别党支部，她担任组织委员。这年腊月二十七日，她组织并参与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康克清、曾志、彭儒三位女红军对吴仲廉作过这样的描述：“她生得清秀美丽，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而且多才多艺，会吹箫弹琴，拉二胡，还写得一手娟秀的毛笔字，在学生很少的宜章县城里颇有名气。”红军中的许多人夸赞吴仲廉有三套本领：会用枪杆子消灭敌军，会用笔杆子宣传党的政策，会用嘴巴子揭露***和土豪劣绅的罪行。吴仲廉在井冈山的时候，起初是军委的组织干事，后来担任宣传干事，最后与江华等一起在***身边从事秘书工作（1937年后她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辽东分局和安东省妇委书记等。建国后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等职）。朱德曾给她题词：“不爱红装爱武装。”

1938年离开延安前夕，江华和吴仲廉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申请。军委将二人的结婚报告送到***那里。***说，他们两人是老同学、老战友了，可以结婚。在婚后50多年后的1990年，江华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她还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俩共同生活近30年，相互感情是很深的。她不幸在‘***’初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编者注：1967年1月19日逝世），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当时，我已被‘打倒’，软禁在浙江美术学院。后来，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北京时，一些学生才告诉我吴仲廉被害死的消息。我正值病中，悲痛欲绝……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为她举行任何悼念活动，只得把悲痛和仇恨埋在心底。”1978年，中共浙江省委为吴仲廉平反昭雪，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江华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参加了大柏地战斗、长岭寨战斗、三下龙岩城等著名战斗。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随***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任闽西特委秘书长、福建省委常委。1929年底他到上海参加***军事训练班学习。1930年春改名黄圃春回红军工作，历任团政委、师政委，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随红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任***警卫团政治委员、陕甘军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西安事变”后，他奉命接防延安，任延安城防司令部政委。1938年8月，他改名江华，赴山东敌后抗日，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43年秋，他回延安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抗战胜利后，江华同志赴东北，历任中共安东省工委副书记、辽东省委第二书记、辽东军区第二政委、中共辽东分局组织部部长兼社会部长。1948年5月他调任安东省委书记兼安东军区政委。1949年8月，他任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杭州市警备司令、政委，1954年任浙江省委书记等职。

三

1975年1月，经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江华同志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两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有四件大事彪炳史册。

第一件，批判“砸烂公检法”，拨乱反正。他最初来到最高法院上任时，正值“***”后期，“四人帮”仍在横行肆虐，几年前“砸烂公检法”造成的严重恶果和流毒影响远没有消除，人民法院组织瘫痪，审判工作停顿，法律制度被破坏殆尽，司法干部思想混乱。江华上任伊始，以超人的勇气，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严肃地指出：“人民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可是这么长时间没有进行正常工作，这是很不正常的。作为专政工具，人民法院应该加强，不能削弱。‘砸烂公检法’，取消人民法院，是错误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江华积极引导各级人民法院揭批林彪、“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罪行，并且联系“三个否定”，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他说：林彪、“四人帮”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司法战线占主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否定司法干警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为“砸烂公检法”制造反革命舆论。在江华的指导下，人民法院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步步深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一年多的教育整顿，人民法院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在此基础上，1978年4月，在江华院长主持下，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第八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江华作了会议的主题报告。报告集中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破坏人民法院的反革命罪行，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等八个根本原则问题上，澄清了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司法工作的路线是非，阐明了人民司法工作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时期司法工作的任务。

第二件，复查纠正冤假错案。“文革”中，林彪、“四人帮”破坏国家法制，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因此，“文革”结束后，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在了江华身上。他在主持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拉开了复查工作序幕。但是，由于法院干部思想不解放，心有余悸，顾虑重重，特别是对那些主流反对林彪、“四人帮”但又有一些攻击党和领袖言论的案件，被许多法院干部视为“禁区”，怕改判纠正以后被批判为“反党”、“砍旗”。为此，在努力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同时，江华院长还亲自抓典型案例，解剖麻雀，树立纠正冤假错案的样板。1978年7月，他到黑龙江视察法院工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一个有争议的刑事申诉案件——刘殿清反革命案向他请示。刘殿清原是牡丹江市郊区革命委员会科技科负责人，他于1969年1月到5月，先后写了5封匿名信寄给毛主席和省委负责人。信的主要内容是对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破坏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等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对打砸抢、破坏民主、践踏法制十分愤慨；对每天早晚向领袖祝愿万寿无疆等活动表示反感；同时有一些对党和领袖激烈攻击的言词。因此，他于1972年12月25日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以“恶毒攻击”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江华院长看了案卷以后，明确提出：刘殿清所写信件的主流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原判按反革命定罪判刑应予平反，他对党和领袖的攻击言论是错误的，应当教育。江华的意见划清了犯罪与犯错误的界限，为冲破“禁区”开了一个头。按照这个意见，牡丹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殿清案改判无罪释放。1978年10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以复查纠正冤假错案为主要议题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印发了刘殿清等9个改判纠正的错案案例供大家讨论，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刘殿清案，简直像一块巨石投入水中，激起了轩然大波。11月2日，江华院长针对会议反映出来的种种错误认识，发表了重要讲话，着重讲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以后，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普遍开展起来。1979年12月和198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在江华的主持下，又先后向党中央写了两个有关复查工作的报告，对几类案件改判的政策界限作了规定，对做好改判后的善后工作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央迅速作了批转，从而保证了复查工作的善始善终。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81年底，全国各级法院共复查了“***”中判处的120余万件刑事案件（其中反革命案件近30万件，普通刑事案件90多万件），从中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30.1万余件，涉及当事人32.6万余人，使一大批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人昭雪了沉冤，重见了天日。

第三件，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0年9月29日，江华被任命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庭长。特别法庭严格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从1980年11月20日起，对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公开审判。法庭共开庭44次，通知和传唤49位证人出庭作证，审查了各种证据873件，向被告人出示和宣读的证据达651件，做到了凡是认定的犯罪事实都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行，由于证据不足或证据不能证明构成犯罪的，法庭就予以否定。评议中，江华特别强调两点：一、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法庭审理，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才予以认定；二、对每个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按照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认真地予以考虑。”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对10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宣判，按照罪行轻重，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余7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特别法庭审理期间，先后有6万多人到庭旁听，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作了实况转播，世界各国的电台、电视台、报刊也纷纷大量报道了审判实况。特别法庭的审判，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人士的拥护和赞许。特别法庭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也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树立了典范。

第四件，贯彻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法”于1980年1月1日正式实施，可是当时有些地方仍习惯于过去的做法，不按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去审判案件，有的地方为了从快，案发后不到三天就对罪犯执行了死刑；有的为了从重，竟然改变犯罪性质，把伤害致死改成故意杀人，把盗窃改成抢劫，甚至有的“挖库存”，把已经判处死缓服刑的罪犯重新拿出来判处死刑杀掉。违法现象，真是五花八门。当时，有些法院纷纷给最高人民法院打电话，问“两法”的规定算不算数，要不要执行？社会上这种反映也不少。面对这种情况，198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会上江华强调，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重申并着重强调从重从快是依照法律规定在量刑幅度内、案件审理时限内从重从快，不是离开法律的规定，越重越好，越快越好。198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北石家庄市召开第三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检查总结贯彻执行“两法”的情况。会上，江华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严肃地指出，法律的权威，不仅表现在法律的制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法律的切实贯彻执行中。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执法不严，实际上也等于无法。江华贯彻执行“两法”，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有两件事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当时没有那种气魄和胆识是处理不好的。一件事是，有一个地方一个案件，犯罪分子杀了人，罪大恶极，民愤很大，上下左右提出来要判处死刑。但是这个罪犯作案时，差5天才满18岁，当时刑法第四十四条明文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罪犯不能判处死刑。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说只差5天，把他杀掉算了，不杀便宜了他。江华亲自过问这个案件，语重心长地说：“差一天也不能杀。差5天可以例外，那么差6天、7天、10天怎么办？执法不能含糊，不能搞这样的灵活性。”另一件事是，北京有个女司机姚锦云，一天开着一辆汽车到天安门，冲进广场里面，撞死撞伤好几个人。这件事影响很坏，北京市领导非常重视，要求北京市法院要在春节之前把这个人执行死刑。这时离春节仅有6天，案件还没有起诉到法院。当时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应当将起诉书至迟在开庭七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如果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还有十天的上诉期限，最后还有死刑复核程序。按照法律规定，这个案件在春节前法院不可能审结，更不可能执行死刑。当时分管北京地区的刑庭庭长和主管副院长提出了三点意见向江华院长汇报：①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审判；②法律没有特别程序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执法机关，无权修改法律；③如果要改变法定程序进行审判，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江华说，同意按这三条意见答复北京市法院。随后北京市一位领导人由北京市高级法院院长陪同，专程到江华家里重提此事。他仍坚持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江华为贯彻执行“两法”不辞辛劳，从1980年至1983年离任之前，多次到中南、华东、东北、西南等地检查了解人民法院贯彻执行“两法”的情况。所到之处，他都要大力宣讲中共中央1979年9月发布的64号文件《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的精神，要求法院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法、懂法、守法，反复告诫他们在审判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当发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时，他都给予严肃批评教育，务使这些干部纠正过来。

江华同志把自己最后的生涯无私地***给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唯上，只唯实，不唯权，只唯法，表现了人民法官应有的高尚品格，是“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楷模，为人民法院广大干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江华同志1983年6月退居二线，1999年12月24日因病在杭州逝世。党和国家给予了江华同志很高的评价：江华同志是“中国***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党务工作和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江华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在江华同志骨灰安葬后的2002年4月5日清明节上午，阳光明媚的晴空突然乌云密布，最高法院有关人员和江西高院、吉安中院、井冈山市的领导以及当地的数十名少先队员代表，与江华同志家人一同来到茅坪红军烈士墓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中祭扫江华陵墓，向陵墓敬献花篮、花圈，深切缅怀安息在古樟下的江华同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2002年4月26日，出席华东地区及部分特邀城市（玉溪、海口、长春、北京、上海）中级法院院长座谈会的18个中院的院长、副院长等50余人；6月3日，最高法院审监庭和来井冈山参加全国再审制度改革集中调研活动的黑龙江、上海、陕西、浙江、广东等10个高级法院以及深圳、青岛等8个中级法院的领导、法官等50余人；7月14日，最高法院机关党支部书记党建研讨班的刘志新等29名成员；以及通过与人民法院井冈山传统教育基地联系，陆续来到井冈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全国各地法院的干警，相继来到江华墓前，在苍翠的古樟下，他（她）们或捧一个花圈，或抱一个花篮，或摘一朵小山花，伴着呜咽的风涛、悲泣的山泉声，默哀，鞠躬，以表后来者内心对江华同志无限的怀念和坚决沿着他的光辉足迹努力奋斗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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